李省增 曾用名：李省曾，男，1917年4月生 入伍时间：1934年 入伍地点：天津杨村 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第51军113师677团 从长官  军长：于学忠；师长：周毓英 部队职务：副营长 1917年，我出生在林县（今林州）红土岗的小山村。这里交通不便，全村只有五六户人家，30多口人。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期中考试第一，毕业考试第二，也只上到高小毕业就辍学了，那年我16岁。第二年，堂兄的一位朋友——张廷选（林县泽下人）利用回家探亲之便前来看望我的祖父时说，他能带我到外面找个公费的学校继续上学。张廷选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于学忠部当了一个副官。听说能上学，我心里当然很乐意了。就这样，我跟着他来到他们当时的驻地天津杨村，但后来不知为何他未能给我找到一所公费的学校，而是把我送到连队当了兵。 在部队里由于我诚实好学，深得连营团领导的赏识。17岁那年，我当了中士班长，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天津以西的杨村（现武清县），1935年部队调往甘肃，我团驻临洮县，团长把我调到团部担任收费中士。1936年从临洮移防宁夏固原三营一带。奉上级命令，每团选拔两名优秀军士到到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教导队学习深造，我和一个上士胡泽民被选中，到洛阳后经考试、体检，被编入第二大队五中队。军校校长是蒋介石，主任代校长是祝绍周，副主任刘海波，总队长李强，大队长赵云飞，中队长易启详，分队长马腾蛟。 我们在洛阳学习期间，经历过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蒋校长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大官要员参加，全校师生集体参加了寿礼并演出了节目。第二件大事是张学良来洛阳请蒋介石到西安为官兵训话，随即发生了西安事变。 我在这里上了一年零两个月，“七七事变”前几个月回到原部队。我军（51军）当时已调驻苏北宿迁窑湾，我在八年抗日期间历任司务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平射炮连上尉连长三营上尉副营长、副团长等职，历经淮河蚌埠战役、大别山独山开源街战役、台儿庄战役、山东穆陵关战役、费县脱衣战役、安徽砀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 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回忆：那次战役，日军三次进入台儿庄三次被击退，最后被赶到离台儿庄40里外的地方。我们是在战役接近尾声时进入台儿庄的，弹痕累累，有的地方已垮塌，用袋子垒着；有的战士牺牲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手榴弹；一棵棵大树千疮百孔，没有了枝叶；房子没顶了，台儿庄内连一个百姓的影子也找不到， 一个师8000多人的兵力，在与日军一天一夜的对抗之后，只剩下3000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役——淮河战役。当时我是连里的司务长，那天到前线去送饭，我亲眼看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在看到敌人冲上来时，奋不顾身端起枪打死了好几个敌人，而他自己也光荣牺牲了。   关于大别山战役的回忆：21岁那年，我任侦查排长，我们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大别山，奉命阻击从安徽柳安过来的日军进攻立煌县。一次，我带领几个侦察员前去侦查敌情，当我们从山上抄小路迎着敌人来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后，发现山下敌人的装甲车队、步兵队正向山里挺进。我接连把身边所有人派回去报信，让部队设伏，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路监视敌人。到我军埋伏地区后，我左等右等不见敌人过来，便返身去侦察，谁知一转过路口，迎面便碰到了日军。我急忙转身狂奔，敌人的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这次伏击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部队为我记大功一次，师长还表扬了我。从这次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犯是有备而来的，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我们必须出其不意，以奇制胜，而不能硬拼。   关于穆陵关战役的回忆：我团系属五十一军113师673团，团长曹业彭。1940年春，我团调往沂蒙山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沂水县马站，那时我任平射炮连连长，我们在马站驻了二十多天，随后去了穆陵关，驻在离穆陵关只有几里的一个村庄。 穆陵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古长城的一个关口，现在是山东胶济线通往沂水县城的必经之路。我团到穆陵关不久，日寇南侵，我团奉命在穆陵关堵截。1940年5月，日寇为打通这一通道，从胶济铁路线上的淄博、青州等地抽调一大股日军，大约有千余人，配备有飞机、坦克等重武器，来势凶猛，向沂水进犯。 我团编制有三个营，一个通讯连，一个平射炮连，还有一个运输连。每营编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小炮排，配有四挺重机枪，二门八二迫击炮。我军主要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重武器留在后方。我连的平射炮就留在后方。我连的编制较小，仅有八十多人，六个班，三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担任团的警卫工作。 那天的部署是：二、三营在第一线，一营作预备队在二线。团部在穆陵关里约一华里的一个村庄。我连随团部守卫，未上前线。 那一天黎明一早即与日寇接触，激战一天，日寇终未得逞，我军利用地形的优势给敌以重创，敌人死伤一百余人，而我军牺牲较小，伤亡不足二十人。 到午后三时左右，沂水县城之敌前来接应，我军处于腹背受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军主动撤离，转移到穆陵关南面的柴山上。柴山是一片群山，地形复杂，我们在这一带游击了二十多天。 此后我团奉命到安徽阜阳领运军饷和军用物资，并护接一部分政工人员来鲁工作。一个多月后从安徽返回沂蒙山，驻沂水于沟三泉一带，在那里驻的时间比较长，过了一个春节，1941年秋季又奉命到费县脱衣一带驻守。 关于费县脱衣战役的回忆： 我团于1941年秋由沂水县于沟移防费县脱衣一带村庄，脱衣由南脱衣和东西脱衣三个村庄组成，团部驻在南脱衣，我连驻在西脱衣，后来团部迁驻东脱衣，我连也随同迁往，并在东脱衣构筑工事，在脱衣东山上修筑围墙，在那里过了一个春节，我晋升到三营副营长，驻在脱衣南面约一公里处的杨庄子。 1942年春，驻在南方新庄的地方游击队，遭到从枣庄窜来的一股日寇和一部分伪军的进犯，他们感觉难以抵抗，派人前来求援，我营奉命前去支援。 日寇占领南面一个山头，我营占领北面一个高地，中间相隔一个山沟，我们利用正面与敌对峙，两个连从山沟两端包抄敌人，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营用八二迫击炮向敌山头猛轰，日寇三面受敌，看势头不好，丢下几具尸体仓惶逃窜，我军没有任何伤亡，此役以全胜告终，并受到表彰。 194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由津浦线调来大股日寇，向我军驻地进犯，他们抢占西脱衣以西的慢坡山岭，居高临下占了地形优势，我团派二、三营前往应敌，伤亡惨重，二营营长隋学让、八连连长葛金堂、一连连长和四个排长均牺牲，士兵伤亡一百多人，团长曹业彭在撤退途中中弹身亡，我腿部也受轻伤。 日寇在烧杀之后分路退走，我团撤入东方山内休整。战后当地八路军派人拿着鸡蛋等物前来慰问。 总结这次战役，是我团在布局上的失败，应当在脱衣西岭上构筑工事，派重兵把守，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不应和敌人死拼，应当采用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以持久战来对付敌人。 作战砀山 身负重伤 1942年，我25岁，时任51军113师673团三营副营长。那年9月13日（阴历），我奉命去安徽阜阳领运军饷和军用物资，当时部队驻扎在山东沂蒙山区。返回途中，在砀山一带我们遭到日寇的前后夹击，从望远镜中，我清晰地看到日本装备精良的步兵和坦克车队、摩托车队。而当时我方只有二营、三营两个营的兵力。为了保护好军饷和军用物资，我们依靠村庄的土围墙，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愤怒了，用坦克炮对我们进行轰击。我在指挥战斗时，感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胸部，低头一看，鲜血从胸部汩汩直流。警卫员解下绑带给我包扎好，搀扶我到夏邑县彭家大楼村一位百姓家。第二天，日本兵前来搜查，在老百姓的保护下，我逃过了一劫。在我受伤的当天晚上，大部队继续北上，在那次战斗中受伤的30多名战士也先后转到后方。我因伤势太重，不能往后方转移，当地群众以老百姓的身份把我送到河南商丘日本鬼子接管的美国教会医院。当时因无钱医治，我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躺下便喘不过气来，医生说我可能不行了。就在此时，彭家大楼村一位70多岁名叫彭省斋的老人毅然前来给我交了住院费，并给我订了一份牛奶和蛋糕。老人临走时安慰我好好养伤，还说即使把家田卖掉，他也要救治我。之后，医生给我抽掉一根肋骨，从背部开了一个口，这样从胸前打进药水，把血和脓水从背部抽了出来。现在我的右肺只剩下三个叶，另外两个因化脓烂掉了，右膀内还存有一块日军弹片未能取出。后来，彭省斋老人又先后来医院三四次，替我交了近千元的费用。这位老人与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么慷慨救助我，令我感激涕零。在我住院期间，还曾来过一位皇协军少将（实为军统特工，姓名已忘记），说是先前在砀山与日作战的二营副营长晏奎英让他来看我的。我和晏奎英是好朋友。从这位少将口中，我得知砀山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北上途中过陇海铁路时又与日本遭遇，晏奎英和两位连长、几十名战士被俘。鬼子本打算把他们送往徐州，然后再转移到东北去采煤，后来该皇协军少将把他们保下，并重新编了一个营，晏奎英任营长。 两次选择 两次牢狱 当我的伤势接近痊愈时，晏奎英派人把我接到了他们的驻地——山东临城向西20多里的夏镇。一天，我对着他们三个连长问晏奎英：“你们是死心踏地在这里当汉奸，还是另有打算？”他们说：“我们抗战七八年了，谁愿意当汉奸，我们是不得已才在这里，当时有三个方面想吸收这支部队，并分别派人打入内部。一个是徐州国民党的董专员，一个是山东国民党的周专员，另一个是八路军在当地开的一个诊所的医生。我当时处在养伤期间，行动相对自由一些，所以由我负责和他们联系。第一个接触的是山东一区专员兼14旅旅长周同，接见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兼寝室的一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四个凳子，一杯白开水简单朴素，言语诚恳，没有客套。中午由该部保14旅三团马团长陪同，以普通午餐招待。第二个接见我的是徐州专员董汉差，非常客气，以丰盛宴席招待并许以高官（团长）。两相比较，我认为山东专员像个真正为国抗战的，因此我们决定投向他们。 当时山东专员所属的保安14旅驻在一湖（微山湖）之隔的鱼台金乡一带，当我去湖西与他们联系时，正赶上我的老部队51军全部由鲁南转移到安徽阜阳路过此地，我很高兴去见我们的团长。但此时的团长已换了人，这位新团长带我去见了军长。军长由于过铁路时受了伤，一般很少见客，对我还算特殊。原因是这位军长是我们原来的师长，名叫周毓英。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我印象较好，在大别山时，师里曾将100多个连长、排长组成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当结业考试时，我名列第一。由于我成绩优秀，当时师里决定把我从677团五连的排长提升为673团平射炮连当连长。见到军长后，我向他报告了我的经过和现在的情况。他让我回去告诉晏奎英等人，让他们赶快回来，既往不咎。当晚，我住在我当连长时的平射炮连，第二天便回去了。由于晏奎英等人对老部队失去了信心，又怕回去受处分，所以他们都不愿回去。我说我已经给你们联系了山东这条出路，你们可继续联系，而我必须回去。没有想到的是我回去后，没有见到军长，团长竟然把我交守卫连扣押起来，说我在平射炮连住过那一夜后的第二天，就跑了一个班，还带走了一挺轻机枪。对这事我是一点也不知，但他们认定这事与我有关系。我被扣一天一夜后，经副团长和三个营长力保，才算把我释放，并命令我不能在驻地停留。我为国受伤，不但没有得到安慰，相反却落得个罪犯，被人关押。我心里非常难过，决定回到后方，寻找我在军校的同学、师长，继续上学深造。 正在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时，晏奎英给我来信，要我速回，信中说如果我不回去，那件事可能流产。我考虑再三，觉得如果让这支300多人的部队回到抗日阵营，对民族也算做了一点贡献，于是我接受他的邀请，千里迢迢又回到了山东。 1943年5月间，晏奎英这个营在徐州接受郝鹏举检阅后，奉命到砀山负责看管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一座大桥的任务。这时，日寇正在进攻郑州，每天火车运送军火和军用物资，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时机，便通知山东方面派部队前来接应，并率领爆破组、携带炸药将两个车站和一座大桥全部炸毁，阻碍日军进攻郑州，举事那天游击队没有如约前来，原因是徐州专员担心大举破坏日寇交通线会引起日寇大扫荡。我们按预定计划起事，将车站烧毁，并利用夜幕炸掉了日军在车站的炮楼，缴获了一挺机枪、数枝大盖步枪。我们的行动导致日寇火车停运两周，飞机频频出动侦察。我们这支300多人的部队来到山东鱼台金乡一带编入保安14旅3团，即马光汉团长的属下。马是山东滕县人，北京朝大毕业，除任保3团团长外，还兼山东滋阳县长（即兖州县长）。晏奎英任副团长，我被任命为少校团副。这支队伍最终回到了抗日的阵营。 这时我已28岁，还是光棍一条。部队中有个连长是我刚当兵是的班长，他家兄在太原经商很富裕，他回家探亲并辞了职，在太原结了婚。他认识一位女子叫张兰秀，系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在铁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年已21岁。她很同情抗日，我朋友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她给我写来一封交友信。征得马团长同意，我们彼此相爱，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辞去铁路工作，来山东与我结为伴侣。 我们在邹县一个老乡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被兖州汉奸大队得知，由伪大队长王士玉带领大队人马，将村子围住，把我捆绑带到兖州交与日寇宪兵队，并将我女人的两箱嫁妆和首饰抢掠一空，甚至将外衣也脱去。我在日军宪兵队关押了两个多月，受到酷刑审讯，幸亏不久日寇投降，我才得以获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接管了兖州县保三团，缩编为县大队，马团长接任兖州县长，我被派接管伪警察所，任警察局长。警察局人员不少，但质量很差，因为除科队长以上干部是新派的以外，其余均为日伪旧人员。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兖州成了一个军政重地，大军云集，官署林立，行政方面除县政府外，专员公署山东省鲁南行署都设在这里，主任彭国栋，第一行署专员公署换成戴久峰，再就是我的直接上司县政府先为马广汉，后为李正中。军事方面，绥靖区司令是山东的李玉堂（黄埔一期毕业），另外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宪兵营，还有许多中统军统特务，城防由84师吴化文部担任，并成立由84师军法处为主的军警宪联合稽查处。警察局是个很小的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权，仅仅是供他们传唤的大当差的，只是负责指挥交通，找找房子，借借家具，查查卫生，帮助查查户口，防防火警，抓抓小偷，清理一下街道等小事，因此没做出什么成绩，也没做什么坏事。我利用军队中的所谓黄埔同学关系，与他们相处得比较融洽。 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情。有人向我汇报，说日伪时期担任伪县大队大队长的大汉奸王士玉（也就是抓我送给日军宪兵队的那个汉奸）身穿军官服装，带着少校军衔在街上耀武扬威的游走，我这里已经接到对他的通缉令，我命令刑警队到街上将他抓获，带到警察局交司法科审问。我对他说：我这次逮捕你并非是官报私仇，我是奉命行事，并非像你为私利为了效忠你的日本主子把我抓来。我不予处理，我也无权处理，我把你送交政府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当夜初审后第二天即送交县法院关押。随即就有绥靖司令部上校副官处前来说情，请求释放。原来王士玉是走他的后门当的官员。我回答说：我是奉命逮捕，却无权释放。他又去法院交涉，法院说这案由警察局送交，除非他们撤销方可释放。他看这样不行，又托人以财产来行贿，愿以20亩良田一处豪宅来收买我，我不为所动，根本不予理睬。直至兖州解放他乘机逃跑后又回城活动，被抓获依法处决。 兖州解放后，我去了南京，当时面前摆着两条路可走，一是随大军逃往台湾，一是随山东一些逃亡的难民（实际是一些中小官员与地主富农）去江西开垦荒地。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已失去了信心，虽同流而不愿合污，虽入泥而不愿污染。因此我选择了后者，从此告别军政生涯，决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但事与愿违，由于我对种田，特别是种水稻一点也不在行，在那里难以生活下去。我爱人的哥姐都在太原，她也在太原长大，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太原。没有想到的是，身后迎接我的是长达几十年的坎坷。 政治斗争  饱受磨难 回到太原后，我不愿参加工作，只想自己谋生。我虽然干事多年，但解放后身上一无所有，我当掉了爱人惟一的一枚戒指，又向她姐借了250元，和另外两人合伙开了个补胎行（修补汽车、马车轮胎），不巧正赶上三反五反，补胎行倒闭了。后来，我参加到由几家私营组成的消防器材合作社，我担任会计。我到北京会计学校学了6个月后，基本掌握了一个企业会计的核算技能……此后，我被调到钉鞋社，这个社里有180多个人，多是些老年人和残疾人，他们使用的工具大都是手工具，厂内总资产不足3000元，每天的营业额也非常有限。大跃进时，我建议将青壮年组成个补胎组，并借来了一套补胎设备，由我来教他们技术，这样每个月可增加近千元的收入。那时，南方的乡村通了公路，不让铁脚车行走，必须用胶条将铁脚裹住才能通行。南方有好几批采购人员到我们那里订购胶条，于是我又组织了胶带组，在太原市大量收购废旧轮胎，并派人到外地采购。南方的采购人员要的数量很多，一户就要上万条，每条7—8元，而一条轮胎就可割20多条胶条，这样，每月的营业额都在10万元左右。不到3年时间，一个总资产不足3000元的钉鞋社一下成了拥有100多万元的小工厂。后来又在太原市郊买了50亩地，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工厂，更名为轮胎翻新厂。 在钉鞋社期间，我已对分管我们的公安局北城分局交待了我的一切历史罪行，他当时对我说，只要坦白交待了就可安心工作。可到肃反运动时，由太原市委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历史问题的都得参加。我在那里学了一个多月后，别人都交待清楚毕业了，我却一直没有通过。虽然我努力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就是通不过，原因是他们总认为我担任了那么多的重要职务，不可能没有血债。后经过多方调查，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太原中级人民法院便以职务罪判处我留厂管制三年，其间工资降低30%，并把我从会计调到车间劳动。由于我懂技术，便让我担任质量检查员，而调来的会计虽是个老会计，但对我设计的成本核算不熟悉，这样厂里便让我上半个月在车间，下半个月在会计室帮助结帐。其间，厂长要我写自己对厂里的贡献和自己的先进事迹，目的是竭力想把我留下。可是有一天，厂长还是把我叫去说，你虽然对厂里有很大贡献厂里多方向上级反映你的功绩，但太原公安局一定要你到农村劳动改造。经厂长建议，我被下放到太原市阳曲县的西临井公社，厂长说，一有机会他将把我调回来。那是一个离太原市100多里的深山区，四五里地没有一户人家，交通不便。那里人部分男女都有一支旱烟袋。布料奇缺，冬天都穿一件没有布面的光板羊皮袄。吃的是山药蛋、油麦面为主，少数玉茭、谷子、黄豆，其他粮食没有。那时是集体食堂，每人每顿饭是一马勺山药蛋与油麦面稀汤，都吃不饱。 在这里劳动还不到半年，山东兖州来了两名武警将我逮捕了。我说我已经被判决过了，但对方说判得太轻，要收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重新审查，另行判决。经过太原市时，我对给我送衣服的爱人说：我这一去生死不明，你不用等我，可带着三个孩子另行改嫁，勿以我为念。她含泪不应。兖州公安局看守所，除了让我写材料，审问过几次外，就很少审问。在看守所，每天的饭食是两个不足二两的红薯面加红薯叶的窝头，一碗白开水，饿的要命。幸亏有爱人省吃俭用，每月寄来的两公斤馍片，我才没有饿死。爱人给我寄来她和孩子们的照片，信中说她已是三十大几的人了，绝对要等我回来，希望我好好改造，早日回家。 我在看守所住了三年又三个月后的一天，法官说我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还是原来说的那些问题，决定不予起诉，维持原判。就这样，我不明不白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多，这段饥谨和屈辱的日子留给我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5年，我从兖州监狱释放后，两名民警解送我到原来下方劳动改造的太原市阳曲县西临井，阳曲县公安局对解送民警说：他原来是临时来这里劳动改造的，那时有食堂，现在食堂已经解散，不好安排。民警又把我送回河南林县老家，林县公安局说：他虽是这里人，但他从小就去了外地，家属也不在家，不能收留。民警在电话里请示兖州公安局，兖州公安局让他们把我带回兖州，先在伙房住下，等给我联系好了再送。等了十多天后，兖州公安局给我买上车票，让我又回到了太原。 我原来的厂子在我下方农村后不久就倒闭破产，我的户口没处落实，就再到到太原市公安局请示，他们写了封介绍信，硬是将我介绍到原来下方劳动改造的村子。这个村子对我印象很好，我来到这里一个多月都没有起伙，每天轮流到各家去吃饭。村干部说：你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老家若有亲人，不如回老家去。我想也有道理，就给老家的兄弟写了封信，看村里是否同意我回老家。经过老家大队同意，我终于又落脚到了老家，开始了后半生的务农生涯。这年，我已经49岁了。其间，常家庄大队的学校办了个小工厂，人家把我找了去。凭我以前学的技术，小工厂从原来补鞋、补小车胎扩大到补汽车轮胎，小工厂从没有资金发展到拥有近万元资金，我本打算将来挣了钱为学校盖座教学楼，但不久大队分成了四个队，小工厂也解散了。 解放初期，我为自己走错道路而后悔不已，决心从此自食其力，自我改造，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尽量多做贡献来立功赎罪，但一次次政治运动整得我亲人分离，有家难圆，无论我怎样努力，都难以得到宽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让我难以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地做人。 愧对妻儿  愧对祖先 因为我的问题，爱人被迫辞掉了工作。她的哥哥因为怕受连累，对她非常冷淡，到死都不见面。后来，我的爱人考取了太原市成立的干训班，并且毕业后被分配到百货公司，由于她工作努力，年年被评为先进，并担任了五金组组长。可是后来因为受我的影响，她不再是先进了，原来的组长职务也被免除了…… 在我与爱人长达40年的生活中，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年，子女的事都是她操劳的。与此同时，她在心理上也和我一样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操劳，使她62岁即早早去世，令我痛不欲生。始终未能与妻子儿女团圆，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遗憾。 3个子女中，大女儿在我身边的时间比较长，儿子随他太姥到各地去住，二女儿则由别人抚养。由于我的原因，三个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毕业，找工作很困难，都找了份建筑方面的工作。三个孩子结婚、找工作都是他们的母亲照管的。现在，二女儿和儿子与我感情比较疏远，但我不怨他们，是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甚至还连累了他们。 邓小平上台后，我的反革命帽子被摘掉了，但不等于平反，只是以平常人对待。我多次到太原原工作单位，请求把户口转到太原与家人团聚，他们同意给办理，后来换了领导人，又说不能办，上级批不准。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候走出家门远赴他乡，本想实现求学报国之志，不成想辗转一生却不知所为，静下来我常无数次问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填了一首浪淘沙的词以寄情怀："愁云飞满天，通彻心肝，居家老少不团圆。为国尽忠不屈冤，诉说不完。往事七十年，历经危难，台儿庄外立誓言，不杀倭寇誓不还，报国抗顽。”作小诗一首：“坎坷一生近百年，扪心无愧心坦然。路线走错怨识浅，九泉愧对老祖先。”这是我对现在心情的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