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野战医院护士文淑先：我不恨他，只是心里有点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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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14:25:54
“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年近90的文淑先爱干净，房间里收拾的非常整洁和清爽。她话不多，也不太爱到邻居们那里去串门，日常的消遣多靠看电视打发。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会偷偷看看丈夫以前写给自已的信，但这样的日子不多。“我怕莫有十几年，没看那些信了。”那些信用一个档案袋装着，从不轻易给别人看，保存的相当仔细。老人1948年结婚。1949年丈夫赴台，留下她和女儿在老家。直到2000年，他才回来看了她一次。这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穷尽了所有的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纷纷扰扰中，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你恨他吗”有人问。“不恨”
“为什么”
老人沉默了。
其实，这沉默里已经给出了答案，没有任何的秘密，这仅仅是因为一场爱情。
而且，只有一场。
1925年农历9月初9出生。
国民党青年军205师614团野战医院护士。
现居住在长沙市望城县安华养老山庄。
我吃得有苦，受得有罪。我老家是浏阳永安的。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死了。浏阳那个地方以前闹革命闹得厉害，我父亲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地下党员，不过听我奶奶说，他爱吸几口大烟。有一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奶奶说是让他去长沙给地下党送信，结果他偷偷跑去烟馆里吸大烟，结果误了大事，回到永安后没几天，就被地下党处决了。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也带着我最小的妹妹走了，家里只留下了我和姐姐跟奶奶一起过日子。日子虽然过的苦，但幸亏我奶奶平时里为人好，那些亲戚对我们还不错，在他们的资助下，我和姐姐勉强读过几年“汉书”。主要也是《唐诗》，《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其实没多大用。
到了1938年，武汉沦陷后，长沙的时局立马变得动荡不安起来。天天都说日本人要来打长沙，那个时候，奶奶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于是在叔伯母，后来才知道她也是地下党员的介绍下，我跟姐姐到长沙，一起参加了战时儿童保育院。
在儿童保育院里，日子就好过多了，至少每天都有饭吃，那些年轻的老师，还教我们唱歌，画画，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些阿姨，还给我们盖被子。就跟自已的妈妈一样。
后来就是文夕大火，我们比较幸运，我们儿童保育院的老师提前带着我们转移到了后方。我记得好像有五十几个小孩，是包船到的常德。然后在从常德上的沅陵，最后到的芷江，并且政府还把我们统一安排到芷江国立二十中上学，直到高师毕业。
最可惜的是，当时走的急，没空去跟奶奶告别，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1944年，日本人开始向南方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又接连吃了几个败仗，形势非常严峻，于是蒋委员长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们学校里每天都有人在演讲，我看我的同学们都去报了名，我也不甘落后，也去报了名。
但他们考虑到我们是女生，又因为我们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呆过，就把我们女生分配到重庆哥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做了一名实习护士。其实我的性格本来就适合当护士。所以我当时是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应该是1946年吧，又从我们那里抽调了一些骨干，重新分配到青年军205师614团,在贵阳的陆军野战医院上班，那就辛苦阿，因为每天都跟伤兵在一起，你们是不知道，那些伤兵，要死的时候都有征兆，有的人会在病床上摸来摸去。
特别是晚上，有一次，我值晚班，把伤兵的被子一拉开，结果那个伤兵已经死了，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把我吓死来了。后来就每天都做噩梦，院长一看，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最后还是把我调到了军医联络站去工作。
在野战医院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遇到了他，也就是我的老公。
我那个时候长得好，喜欢我的人很多，但是我那时年纪小，也就没去想这些。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有事没事就往我们医院跑，后来我拒绝了他，他就借口生病了，住在我们医院不走，说实话，他人也长得不错，又有文化，还会唱歌，每天都给我写纸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老乡，所以我后来就答应了他。1948年，我按照他的安排，先行退伍。他那个时候是205师613团的上尉连长，我们在重庆结完婚后，他就让我回到了他老家岳阳去定居。虽然婆家是个大地主，但因为婆婆是后妈，心好毒的，有事没事就想办法找我的过失，那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日子过得也不怎么舒坦。当时如果不是女儿还小，带着随军不方便的话，我当时就走了，想到他对我还是好，我就都忍了。但是后来我不忍就好，那是1949年的8月，他写信回来，要我跟他去台湾，但是我婆婆不同意我去，说是我去了，她没人照顾，我丈夫跟她好话说尽，但是她就是不同意，还用自杀来威胁，他看看没有办法，就只好让我留下来陪她，孤身一人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去台湾安顿好，就来接我们母女，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你们常说的，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解放后，虽然我没有上过一天前线，打过一枪，但各种运动却逃不了。不过我其实也还算聪明的，我把所有的证件都丢到了潲水桶里，但即便这样，因为婆家的成分不好，加上我的历史问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在岳阳老家，有一次当地的农会组织要枪毙我，因为名额是二个人，刚好差一个，他们就准备把我顶上。不过支书是一个好人，他提前给我通风报信了，在他的帮助下，我连夜带着女儿跑到了火车站，从岳阳跑到到了长沙。
在长沙，我靠当保姆为生，主要是给那些当官的干活，那些解放军军官还好，就是他们的堂客不好，一个个跟资产阶级的女的一样，好拽味的。对我的态度很不好，但也没有办法，要活下去就只能忍啊。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最后有一个有良心的事主，把我介绍进了红旗织布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顶着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到1978年才给我平反。
1980年，正式从单位退休，退休工资现在涨到1200元。
丈夫李观尧，后来又在台湾结了婚，并生有二个小孩。2000年时曾经回来看过我一次。他胆子小的很，讲话都讲得少，生怕有窃听器。
有人问我，你恨他吗。
我告诉他们， 不恨只是心里有点难受。
采集人：李桦
图片：易红太
采集时间：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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